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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清东陵-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续)  

2013-08-09 15:13:46|  分类: 名胜古迹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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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沿革

 

  陵寝营建历史 清东陵的15座陵寝从1661(顺治十八年)首建顺治皇帝的孝陵开始,到1908(光绪三十四年)最后建成慈禧皇太后的菩陀峪定东陵为止,营建活动延续了247年。随着清王朝由弱到强,由盛到衰的发展变化,清东陵的营建活动也经历了同样的发展过程。1661(顺治十八年)入关第一帝顺治皇帝的孝陵开始营建,1664(康熙三年十一月)主体工程告竣。1668(康熙七年)营建神功圣德碑亭。该陵规模十分宏大,体系相当完整,成为清东陵陵园总体格局的奠基之作。1674(康熙十三年),康熙皇帝的嫡皇后孝诚仁皇后崩逝,开始筹建景陵。1676(康熙十五年)破土兴工。1681(康熙二十年)孝诚、孝昭二位皇后入葬时,景陵隆恩殿尚在修建之中(竣工时间待考)。与此同时,埋葬康熙帝纪摈的景陵纪园寝也随着完工,成为清王朝在关内修建的第一座纪园寝。1688(康熙二十七年)康熙皇帝遵照祖母遗命,在风水墙外,大红门东侧建造暂安奉殿。37年以后即1725(雍正三年),雍正皇帝决定将暂安奉殿改建为昭西陵,是年农历二月初三动工,年底建成。在孝庄文皇后的暂安奉殿建成不久,康熙皇帝就在孝陵东侧为孝惠章皇后兴建陵寝,约于1693(康熙三十二年)建成(准确年代待考)。这是清王朝营建的第一座皇后陵,开创了清代为皇后单独建陵的先例。因位于孝陵东侧,又与孝陵为同一体系,故名为“孝东陵”。雍正初年,雍正皇帝将他的万年吉地确定在遵化境内的九凤朝阳山,并运去了大量建筑材料。1729(雍正七年),雍正皇帝以那里“规模虽大而形局未全,穴中之土又带砂石”为借口而废之,复于河北省易县泰宁山下另辟兆域,营建泰陵。自此才有“东陵”、“西陵”之分。乾隆皇帝即位不久,为报答祖母辈的康熙皇帝的悫惠、惇怡两位皇贵太妃的抚育之恩,特在景陵东旁为她俩单独修建了园寝(其兴工、竣工日期待考),称景陵皇贵妃园寝,俗称双妃陵。1742(乾隆七年),乾隆皇帝将东陵境内的胜水峪确定为自己的万年吉地,翌年二月破土兴工,1752(乾隆十七年)完工,1799(嘉庆四年)定名“裕陵”。该陵堂局开阔,建筑宏伟,做工精细,用料考究,富丽堂皇,堪称上乘之作。

  1747(乾隆十二年)裕陵纪园寝破土动工,1752(乾隆十七年)完工。1755年—1762(乾隆二十年至二十七年)又进行了扩建,增建了方城、明楼、宝城和东西配殿。为了平衡东陵和西陵的关系,1796(嘉庆元年)太上皇弘历曾谕令以后各帝陵按昭穆次序在东、西两陵分建。道光皇帝即位以后,遵照此谕,1821(于道光元年)在东陵境内的宝华峪营建陵寝,1827(道光七年)建成。其纪园寝和公主园寝也随之完工。宝华峪陵寝建成第二年因发现地宫渗水,道光帝震怒,不仅严惩了建陵臣工,而且不顾昭穆东西分建的谕旨,另在西陵境内相度陵址,随之将已建成的东陵宝华峪陵寝及纪园寝废掉,拆运到西陵重建,于是在东陵界内留下了一片废墟。咸丰皇帝即位以后,即命大臣在东、西陵两地相度陵址,最后选定在东陵界内的平安峪。1859(咸丰九年)破土兴工。由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陵工受阻。1861(咸丰十一年),咸丰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崩逝以后,陵工才被迫加紧进行。直到1866(同治五年)才最后完工,命名“定陵”。随后纪园寝也相继告竣。修建定陵时由于战败赔款,国库十分空虚,不得已选用了宝华峪道光帝弃陵的大量旧料,建筑质量大不如前。1873(同治十二年)慈安皇太后和慈禧皇太后的定东陵在定陵东侧二里许的普祥峪和菩陀峪同时破土兴工,1879(光绪五年)同时完工。但16年以后,慈禧皇太后倚仗独掌朝纲之机,以“年久失修”为借口,下令将自己的陵寝进行重修。1895(光绪二十一年)开工,1908(光绪三十四年)完工,历时13个年头。重修后的慈禧陵,用料之讲究,做工之精细,装修之豪华,建筑之精美,使与之毗邻的慈安陵为之逊色。因为这两座陵都位于定陵东侧,且从属定陵,故统称为“定东陵”。慈安皇太后的陵单称普祥峪定东陵;慈禧皇太后的陵单称为菩陀峪定东陵。同治皇帝生前未选择陵址,在其驾崩后才仓促相度,陵址确定在东陵界内的双山峪,定陵名为“惠陵”。1875(光绪元年)动工,1878(光绪四年)建成。位于惠陵西侧的纪园寝也在1876年—1878(光绪二年至四年)问建成。由于国力维艰,建筑材料低劣,加之施工仓促,仅过了21年,到1899(光绪二十五年),竟发现隆恩殿大木构件多有伤折、糟朽现象,不得已拆掉重建。重建工程于当年(1899)开工。由于发生了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的事件,工程一度搁浅,到1906(光绪三十二年)才结束,历时8年之久。接连不断的大规模营建皇陵的活动,不仅极大地耗费了国帑,而且也加重了人民的负担。特别是光绪年间屡兴大工,更使本来十分脆弱的经济雪上加霜,从而加速了清王朝的覆亡。


陵寝规制沿革

 

  清朝入关以前,已经在关外营建了3座皇帝陵,即水陵、福陵和昭陵。这三座陵寝规制各异,说明当时并无定制。入关以后营建的陵寝,基本因袭了明陵规制,但并非一成不变,不同时期营建的陵寝由于受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呈现了不同的特点。

  皇帝陵 

  自顺治皇帝的孝陵在昌瑞山下落成以后,清代皇帝陵的规制就已基本形成。其布局可分为三个区,即神路区、宫殿区和神厨库区。孝陵的神路区建筑配置最为丰富,自南至北依次为石牌坊、东西下马牌、大红门、具服殿(供谒陵者更换衣服、临时休息的殿宇)、圣德神功碑亭、石像生、龙风门、一孔桥、七孔桥、五孔桥、东西下马牌、三路三孔桥及平桥。宫殿区按照前朝后寝的格局营建,自南至北依次为:神道碑亭、东西朝房、隆恩门、东西燎炉(焚烧纸、锞的场所)、东西配殿、隆恩殿、陵寝门、二柱门、石五供、方城、明楼、琉璃影壁及月芽城、宝城、宝顶,宝顶下是地宫。宫门以北部分环以围墙,前后三进院落。神厨库区位于宫殿区前左侧,其建筑有:神厨(做祭品的厨房)、南北神库(储存物品的库房)、省牲亭(宰杀牛羊的场所),环以围墙,坐东朝西。围墙外建井亭。三个区的所有带屋顶的建筑(包括墙垣)除班房覆以布瓦外,全部以黄琉璃瓦覆顶(包括墙顶)。其中大红门为单檐庑殿顶建筑;圣德神功碑亭、神道碑亭、隆恩殿、明楼和省牲亭为重檐歇山顶建筑;具服殿、隆恩门、配殿、燎炉为单檐歇山顶建筑;朝房为单檐硬山顶建筑;神厨、神库为单檐悬山顶建筑;陵寝门为琉璃花门;井亭为盝顶建筑;班房为单檐卷棚顶建筑。

  入关第二帝康熙皇帝的景陵承袭孝陵规制,宫殿区和神厨库区与孝陵相同,惟神路区有较大改动。主要表现在:一、神路与孝陵神路相接,不单建石牌坊、大红门、具服殿。二、圣德神功碑亭改竖双碑,分书满汉碑文。三、石像生由18对缩减为5对。四、改龙风门为五间六柱五楼的牌楼门(道光年间,为求划一,谕今将牌楼门也称龙风门)。五、裁撤了七孔桥、一孔桥,保留了五孔桥和三路三孔桥。六、五孔桥改建在石像生以南。

  入关第四帝乾隆皇帝的裕陵基本承袭了景陵规制,但稍有展拓。一是神路区的牌楼门以北增加了一孔拱桥。二是石像生增至8对,比景陵多出3对。三是在陵寝门前增设了三路一孔玉带桥。四是在三路三孔桥两侧对称地各增设了一座三孔平桥。

  入关第七帝咸丰皇帝的定陵基本沿用了祖陵的规制,但又仿效了其父道光皇帝慕陵的某些做法,裁撤了圣德神功碑亭、一孔拱桥、二柱门,将陵寝门前的玉带桥改为三座平便桥,将石像生改为5对。

  入关第八帝同治皇帝的惠陵规制更为减缩,不仅未建石像生,连与孝陵相接的神路也被撤掉,成为割断统绪的孤陵。

  皇后陵 

  清王朝建造的第一座皇后陵是孝惠章皇后(顺治帝的皇后)的孝东陵,其布局为:神路区仅设一路三孔桥,宫殿区不设二柱门,其余则与皇帝陵相同。但由于当时制度尚不完备,在该陵内又埋葬了28位顺治帝的妃嫔,因此形成了皇后陵兼纪园寝的局面。

  慈安皇太后和慈禧皇太后的定东陵是清王朝营建的最后两座皇后陵,其规制基本参照了孝东陵,但又有所区别。一是在神路区增建了下马牌和神道碑亭,三孔拱桥两侧对称地增建了平桥;二是陵内不再埋葬妃嫔,比起孝东陵来规制有所展拓。

  埋葬孝庄文皇后的昭西陵由于是由暂安奉殿改建而成,因而规制极为特殊。一是神路区只设下马牌和神道碑亭,未设桥涵;二是宫殿区建了两层围墙,外层围墙的正面设置了隆恩门,内层围墙的正面设置三座琉璃花门;三是陵寝门设置在隆恩殿左右的卡子墙上;四是隆恩殿为清代建筑等级最高的重檐庑顶。其规制与其他皇后陵迥异,当为特例。

  妃园寝 

  在清东陵营建的第一座妃园寝是景陵妃园寝,其布局只有宫殿区。自南向北依次为:一孔拱桥和平桥、东西厢房、东西班房、宫门、燎炉、享殿、园寝门。后院建49个小宝顶。厢房、班房均以布瓦覆顶。大门、享殿为单檐歇山式建筑,并以绿琉璃瓦覆顶。景陵妃园寝成为后世妃园寝的蓝本。

  景陵皇贵妃园寝是清东陵内建造的第二座纪园寝。乾隆皇帝出于对康熙帝的两位皇贵妃的尊重和孝顺,拓展了规制。与景妃园寝相比,有以下三点不同:一是增加绿瓦单檐歇山顶的东西配殿;二是享殿月台前设置了丹陛石;三是为两位皇贵妃各建立了方城和绿瓦单据歇山式的明楼,从而该园寝成为清代等级最高的妃园寝。

  清东陵内建造的第三座妃园寝是裕陵妃园寝。该园寝规制接近景陵皇贵妃园寝,所不同的是享殿前未设丹陛石,园寝门开在享殿两侧的面阔墙上,有一座方城明楼,后院内建34座小宝顶。

  定陵妃园寝和惠陵妃园寝是清东陵内营建的第四、第五座妃园寝,它们的规制均与景陵妃园寝相同。

  从清东陵各类陵寝规制的传承演变情况可以看出,陵寝规制不仅受到当时政治、经济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同时也受到当时最高当权者个人意志的影响。

东陵被盗案

 

  孙殿英,名魁元。一般人都叫他孙老殿,因其脸上出过天花,因而也把他叫做孙麻子。河南永城县孙家庄人。幼年丧父,其母对他溺爱娇惯,自幼养成调皮捣蛋的性格。他十几岁时开始跟着当地流氓地痞鬼混,经常出入赌馆,很快成为一个闻名的赌棍。他还当过鸦片贩子、“庙会道”的头目。1922年,吴佩孚在洛阳时曾严令缉捕孙殿英这个毒贩,孙在洛阳不能立足,乃逃往陕州躲避。由于他在贩运毒品时结识了河南陆军第一混成团团长兼豫西镇守使丁香玲部的官佐,因而在镇守使署混得了一个副官职位,不久升为机关枪连连长,居然成了一名军官。以后利用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驻豫西直军开赴前线之机,率部哗变,搜罗郏县、禹县、临汝县等县土匪和庙会道徒,一时声势颇大。1925年春,孙殿英和其他匪首被憨玉春收编,孙任第五混成旅旅长。后又改投国民第三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叶荃部下任旅长,旋复升师长。胡匪出身的山东军事督办张宗昌与孙殿英见面后,十分赏识孙,委任孙为第五师师长。在张宗昌的羽翼下,孙殿英部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流寇式的军事小集团。1926年春,张宗昌与李景林合向国民军反攻,孙殿英率部袭击了国民军第三军所属徐永昌部,为张立下了显赫战功,张宗昌即将孙部改编为直鲁联军第三十五师,后又扩大编制,以孙为军长。在直鲁联军节节败退之际,善于见风使舵的孙殿英更换旗帜,投靠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团总指挥的徐源泉,孙任第十二军军长,打起青天白日的旗帜。

  1928年正是军阀混战,国穷如洗,民不聊生的荒乱年月,不属国民党正规军的杂牌军孙殿英部,被蒋介石另眼相看,克扣孙部粮饷。部下官兵已半年没有发饷,其军心浮动,常有开小差的事情发生,上峰若再不拨粮款,恐怕开小差的更多,甚至有哗变的危险。部队这一严峻的形势,迫使孙殿英不得不苦思着“解药”。蓦地,一个罪恶的念头在他脑海萌发——“盗墓去!”

  另一促使他盗陵的原因是耳闻目睹东陵陵区被破坏的景况。当时孙殿英的十二军正驻扎在河北省遵化县境内。东陵自建陵以来,一直设有护陵机构守卫,那里有管陵人员,并驻有旗兵、绿营兵守护,还有宗人府、礼工部等机构分别承担陵寝一切事务。但是自1914年(民国三年),经内务部将东陵红桩以内地区划归清室管辖后,守陵人员就以薪饷无着,解决旗民生活困难为名,由护陵大臣报请清室,准予开垦土地,用来维持生计。此后,对东陵土地和林木的破坏逐渐升级。1921年,直隶省(今河北省)省长曹锐以查办天丰益铺商盗买陵树为名,派兵一团查抄没收天丰益在东陵地区的一切财产,并设立垦植局。至此,东陵完全落于北洋军阀之手。垦植局实际上是公开盗伐陵树的机构,东陵陵树多次遭劫,“仪树”和“海树”被盗伐一空,昔日群松蔽日、苍翠郁郁的青山,至1928年已变成秃山了。

  更有甚者,东陵的地面建筑也被军阀和当地土著人偷盗拆毁,先是各庙宇所有铜制装潢如铜钉、铜字等全部被盗,继而各殿隔房、槛框、窗棂被拆卸一空。1927年,惠妃陵被盗,殉葬珠宝被洗劫一空,惠妃尸身弃置棺外。1927年冬,奉军第二十八军军长岳兆麟到马兰峪收编土匪,当地土著人马福田被委以团长职。19286月,马福田率部由保定开赴滦县,探知马兰峪空虚无兵,遂率部于深夜占据马兰峪,改易国军旗帜。马福田向来不安分,早对东陵宝藏垂涎,只是没有机会下手。孙殿英部开驻遵化县时,沿途屡见被拆毁的东陵殿宇木料大量外运,孙殿英心里直发痒。

  孙殿英找到顶头上司军团总指挥徐源泉,向他诉说了苦衷。也是好赌的徐源泉没有理睬孙的诉苦,两手一摊,“唉,唉”叹息了几声,说:“蒋总司令手头也紧张,还要对付共产党,耗资巨大。希望兄弟们以精诚团结为重,再忍耐一时。”

  孙殿英唯唯诺诺地说了一通“理解上头的困难”等漂亮话,接着凑到徐源泉耳根,很机密地说出部下有人建议掘皇陵筹款发饷。徐源泉一听,先是一惊,继而平静下来,他也觉得这是发大财的好机会,但也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没有说行,也没有表示反对。孙殿英一看这阵势,心中窃喜,总指挥没有表示反对,这就是默认了。于是他决定放手大干。

  盗墓找不到入口

  孙殿英把几个师长叫来商量了一番,几个师长当然积极赞成。19287月初,在马兰峪各街道路口的墙壁上突然出现了第十二军的布告,告示从即日起在东陵进行军事演习,严禁黎民百姓入内,并限令演习区域的居民必须从速迁出,否则发生意外概不负责。老百姓看了布告,谁敢不搬出,连那些守护陵寝的旗丁,也一个不剩地出了陵区。孙殿英唯恐泄露机密,又在陵园四周设置警戒,不许任何外人入内,并散出谣言,说陵园四周布有地雷。这样一来,更没有人敢靠近陵区一步了。与此同时,驻马伸桥的孙殿英部第八师师长谭温江率部向马兰峪马福田部袭击,激战数小时,马部不支,队伍溃散。

  之后,谭温江和旅长韩大保率工兵营等部开始在东陵掘墓。74日首先掘慈禧的普陀峪定东陵,工兵营在陵寝各处连续挖了两天两夜找不到地宫入口。孙殿英急了,派人把当地地保找来。地保是个40多岁的小地主,听说是要为盗皇陵当“参谋”,顿时吓得脸色蜡黄,两腿直打颤,但又惹不起这个军长,只好说:“陵寝面积这么大,我也不知道入墓穴的具体位置,还是找几个附近的老旗人问问吧!”这话提醒了孙殿英,他立即派人找来五六个老旗人。但这些老人也不知道地宫入口,孙殿英以为他们是不肯说出秘密,开始还好言哄劝,渐渐失去耐心,就用鞭子抽、烙铁烙。老人哪经得起这折腾,不到半天工夫就死去两个,有一个实在受不了这罪,道出了离此地10多公里有个姜石匠,曾参加修筑陵墓,兴许还能记得进地宫的位置。

  为了不让外人知道地宫入口,古时修筑皇陵最后一道工程——隧道的匠工,往往都被处死。那么这姜石匠是怎么活下来的呢?这里面有一段奇事。原来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救了他的命。当时慈禧入葬时,在工匠中挑出81人留下作最后封闭墓道,并告诉石匠们可以从另一事先挖好的隧洞出去。工匠们心里明白得很,这只不过是历朝沿袭下来的骗局,既然被留下了,就别想活着出去。这个姜石匠当时已40多岁了,几天前听乡里人带信,说他老婆给他生了个独生子,可把他喜坏了,现在要他留下来,连儿子也没看一眼就死去,心里不是个滋味。他在搬动石头时走神,脚下一滑,一块大石头砸在身上,当场就昏过去了。当时正忙碌中的监工以为他死了,怕玷污了金券(即寝宫),便叫人拖出去扔到荒山坡。姜石匠醒来时发现自己不在陵墓工地,又惊又喜地拼命跑回家,这样才算捡了一条命。

  深更半夜,姜石匠突然被几个军人请到东陵来,他迷迷糊糊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孙殿英对姜说,请指点一下进入慈禧寝宫的墓道入口就送你回去。姜石匠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吓得小腿肚子直抽筋,跌坐在椅子上。姜石匠想,我怎么能做出出卖祖宗的事呢?孙殿英用元宝、金条来引诱,姜石匠还是一言不发。孙殿英火了,吩咐手下搬来刑具准备用刑,转而一想,如果姜石匠经不住用刑,死了,我哪儿去找墓道入口?于是又没有上刑。孙殿英把桌子一拍:“他奶奶的,不说?把你儿子抓来,老子非扒了他的皮不可!”这一招真灵,还没等孙手下的人出门,姜石匠就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在石匠的带引下,墓道口找到了,但道口被多层花岗石堵得严严的,石头与石头之间又用的是桐油糯米石灰浆粘固,真可谓天衣无缝,比自然山石还难凿。工兵营长叫人搞来两大桶硝镪水,想用侵蚀的办法打开石障,但还是无济于事。时值夜半,掘墓的官兵一个个累得汗流浃背,瘫倒在地上。孙殿英一看急了,干脆叫部下运来炸药,牵上导火索。只听“轰、轰”几声震耳欲聋的巨响,慈禧陵墓的墓道被炸开一个大窟窿,刹时“嗖嗖”——一股股阴霉气从墓里窜出,吓得官兵直往后退。“他奶奶的,还不赶快下去!”孙殿英吼道。于是掘墓官兵提着马灯战战兢兢地沿墓道往下,孙殿英又吼道:“他奶奶的,谁也不许胡来,谁胡来我崩了他!”又命谭师长带一排士兵堵在墓道口,谁敢携宝潜逃就打死谁。

  这些官兵带着恐惧穿过墓道进入地宫,但见石条供桌上的珠宝闪闪发光,真像阿拉伯著名小说《一千零一夜》里“芝麻开门”后的情景。已半年没发薪饷像饿牢里放出来的这些匪兵,已顾不得许多了,一拥而上,将供桌上的殉葬宝物抢得精光。然而他们贪心不足,又以刀劈斧砍,将慈禧的棺打开,那满棺的金银珠宝更是灿灿莹莹。匪兵们又群起向棺里扑去,将棺内珍宝劫掠一空。抢掠中,慈禧尸骸被扯出棺外;在争抢尸身宝物中,尸首被分拆,惨不忍睹。有三名军官为争夺宝物互相残杀,死于地宫内。匪兵们在撬动棺木时又发现一个地洞,复又将地洞宝物抢光。

  慈禧墓盗毕,孙殿英又命挖乾隆的裕陵。挖法与前一样,也是用炸药开墓道入口。乾隆的地宫更富丽堂皇,其尸身已腐化,仅剩头发和肋骨等。匪兵们进去后,同样将乾隆棺的宝物抢劫一空。之后孙殿英还想盗掘顺治的孝陵,因听人说顺治帝于生前在五台山为僧,该陵里的棺系空棺,便没有下手。遂拟掘康熙的景陵,正欲动手,不料石下沟中流出黄水,后畅流如瀑布,顷刻地上已积水二尺余,故又未动手。711日,经过七天七夜的疯狂盗掘,孙殿英部满载开拔西去。

  盗到了什么

  乾隆和慈禧都是清史上的显赫人物,不言而喻,两墓中的随葬珠宝一定是车载斗量。既然两墓皆被盗掘一空,那么孙殿英及手下官兵的所得一定十分丰富。关于乾隆的裕陵和慈禧的普陀峪定东陵的殉葬品究竟有多少,如今故宫保存的内务府档案及其他资料有记载,尤其是慈禧墓记载比较详细。慈禧地宫的随葬品分生前和死后两类,《孝钦后入殓,送衣版,赏遗念衣服》册中,记载了从光绪五年三月二十五日(1879416日)至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十五日(1908118日)慈禧生前在地宫中安放的宝物,计有金花扁镯、红碧瑶豆、金镶执壶、金佛、珊瑚佛头塔等150余件(各件宝物上的正珠、东珠、米珠络缨达数千颗)。

  至于慈禧死后入殓时的宝物就更为奢侈,据内廷大总管李莲英的嗣长子李成武写的《爱月轩笔记》,对此有详细记载:“太后未入棺时,先在棺底铺金花丝褥一层,褥上又铺珠一层,珠上又覆绣佛串珠之薄褥一。头前置翠荷叶,脚下置一碧玺莲花。放后,始将太后抬入。后之两足登莲花上,头顶荷叶。身着金丝串珠彩绣礼服,外罩绣花串珠挂,又用串珠九练围后身而绕之,并以蚌佛18尊置于后之臂上。以上所置之宝系私人孝敬,不列公账者。众人置后,方将陀罗金被盖后身。后头戴珠冠,其傍又置金佛、翠佛、玉佛等108尊。后足左右各置西瓜一枚,甜瓜二枚,桃、李、杏、枣等宝物共大小200件。身后左旁置玉藕一只,上有荷叶、荷花等;身之右旁置珊瑚树一枝。其空处,则遍洒珠石等物,填满后,上盖网珠被一个。正欲上子盖时,大公主来。复将珠网被掀开,于盒中取出玉制八骏马一份,十八玉罗汉一份,置于后之手旁,方上子盖,至此殓礼已毕。”这里所说的西瓜、甜瓜、桃、李、杏、枣均不是瓜果实物,而是以翡翠、玉石等制作,尤以西瓜制作称绝,瓜为绿玉皮紫玉瓤,中间切开,瓜子为黑色。

  至于慈禧地宫宝物的价值,《爱月轩笔记》中也有说明,金丝绵褥制价为8.4万两白银;绣佛串珠薄褥制价2.2万两;翡翠荷叶估值85万两;陀罗经被铺珠820颗,估值16万两;后身串珠袍褂估价120万两;身旁金佛每尊重8两,玉佛每尊重6两,翡翠佛每尊重6两,红宝石佛每尊重35钱,各27尊,共108尊,约值62万两;翡翠西瓜2枚,约值220万两,翡翠甜瓜4枚,约值60万两;玉藕约值100万两;红珊瑚树约值53万两;价值最高的是慈禧头上戴的那顶珠冠,上面一颗4两重的大珠系外国人进贡,价值1000万两,总价约1005万两。另外,慈禧身上填有大珠约500粒,小珠约6000粒,估值22.8万两。

  从清内务府的《孝钦后入殓,送衣版,赏遗念衣服》册和李成武的《爱月轩笔记》所载,可见慈禧墓的随葬品之巨,价值之连城。关于乾隆裕陵中的宝物,因无详细记载可查,仅能根据发现的赃物及孙殿英部盗墓时所用的车辆之多来推算了。早在盗陵之前,孙殿英就曾以“体谅地方疾苦,不忍就地筹粮”为名,向遵化县征调大车30辆,可想而知这30辆大车要装多少宝物。

  另外,从截获和上交的盗陵赃物也可看出。孙殿英、谭温江等盗掘东陵后急于想销赃,四处活动国内外有关人士。谭温江等人潜入北平(今北京),暗中委托古玩商黄百川代销珍宝,被卫戍司令部截获。84日,青岛警察厅侦探队在大港码头缉获孙殿英部逃兵张岐厚等三人,查获其携带的宝珠36颗。据张交待,其还在天津卖了10颗,得币1200元,这46颗宝珠是在慈禧地宫捡到的。一个士兵尚且能拥有46颗宝珠,那连、营、团、旅、师、军长所得的宝物就可想而知了。814日,天津警备司令部又在海关查获企图外运的东陵文物,计有35箱,内有大明漆长桌1张、金漆团扇及瓦麒麟、瓦佛仙、瓦猎人、瓦魁星、描龙彩油漆器、陶器等,系由某古董商委托通运公司由北平运到天津,预备出口,运往法国,所报价值2.2万元。与此同时,在遵化截获所谓国民政府内务部接收大员宋汝梅企图携带的铜质佛像24尊,以及乾隆所书用拓印条幅10块。在东陵案发两个多月后第六军团总指挥徐源泉上交东陵文物中,有金镶镯、红宝石、蓝宝石、碧玺、汉玉环、翡翠、红珊瑚龙头、花珊瑚豆、玛瑙双口鼻烟壶、白玉鼻烟壶等300余件。由此可见孙殿英部所盗宝物之巨。

  盗案为何不了了之

  孙殿英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以刀砍斧劈炸药炸,肆无忌惮地盗掘清东陵,理应受到制裁,但这一通天大案最后却不了了之。东陵盗墓之时,蒋介石、何应钦等国民党党政军要员正在离东陵仅100多公里的北平,举行告祭孙中山、庆祝北伐胜利的活动。由于孙殿英严密封锁消息,故北平的要员们竟一无所知。盗墓的第三天,孙殿英还派谭温江到北平晋谒徐源泉,实为打探风声,见风平浪静,谭次日即返东陵禀报孙殿英,孙更加放手掘墓。直至711日盗墓部队西去,北平方面仍一无所知。直到8月初由于谭温江急于到北平销赃,与所委托供销珍宝的古董商同时被擒,才东窗事发,全国哗然。最早披露这一丑闻的是路透社,该社于85日以醒目标题刊出,之后全国各大报均于86日予以转载。

  盗案披露后,许多民众团体纷纷电请国民政府,呼吁究查主谋。文化维护会电请严办盗东陵人犯,从速收缴殉葬诸物,修葺陵寝。民族精神振兴社申请:皇陵者,我民族精神之象征也,盗陵者乃民族败类。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指出:乾隆、慈禧帝后陵寝工程坚固,断非少数人最短时间所能掘破!国宝整理委员会吁请当局:速收缴被盗国宝,严防流出海外。

  在全国声势浩大的声讨声中,国民政府不得不摆出一副整饬军纪、维护公理、严惩主犯的阵势。蒋介石宣称:呈文具悉,通饬所属,一体严密缉拿,务获究办,毋稍宽纵。遵蒋介石手令,北平地方法院于88日派检验吏俞源前往东陵检验乾隆和慈禧棺木。阎锡山电河北省主席商震派兵保护东陵,警备司令张荫梧派兵保护西陵,商震又限令遵化县府严缉盗墓正犯,依法惩办。国民党要员们如此“轰动”了一番,但在谁是盗陵主犯上却含糊其辞,有时称之为“直奉联军某部”,有时称之为“逆军残部”,或“某方残军”。810日,以国民政府委员刘人瑞为首的调查人员,前往东陵开始调查。

  刘人瑞一行到东陵后,沿途见陵墓被盗的遗痕,他们在裕陵墓道捡到铁尖锄一把,这种尖锄系工程兵所特有,非农民之物。又在马兰峪街发现孙殿英于6月的告示、旅长韩大保于77日的告示各一张。了解附近居民陵户,皆谓听到两陵方向传来的爆炸声。不时有军人到街上购燃料,人人腿脚都沾有地宫灰泥。又有人禀报,正值盗墓的79日、10日两天,见到孙军长夜间乘汽车自马伸桥至马兰峪。

  然而,就在政府大员调查之时,孙殿英却坦然自若,竟以十二军军长和案情以外的“第三者”身份,向第六军团总指挥徐源泉递交呈文,为盗陵的要犯、第八师师长谭温江辩护,罗列谭与盗陵案绝无关系的种种理由。徐源泉看了孙的呈文,叫人捎信给孙,给孙指点迷津:你孙殿英这次办事太过莽撞,冒天下之大不韪,各方已经大哗,我也难以一手遮天,进行庇荫。可是有关关键人物你们都要设法疏通,行与不行,看你们的手段。你们这回掳获不少,外人传说有几万万,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要想把风浪平息下来,你们要下大本钱。甚至各军团长、各军长门前也要设法打点,只要他们不群起而攻之,民众方面是可以压服的。孙殿英心领神会,连忙从东陵赃物中挑选一批珍贵的,其中一柄九龙宝剑,剑面上嵌有九条金龙,剑柄上嵌有宝石,孙托戴笠送给了蒋介石;另一柄宝剑托戴笠送给了何应钦。乾隆颈项上的一串朝珠,有108颗,据说是代表十八罗汉,是无价之宝,那最大的朱红色的两颗,孙在天津时送给了戴笠;慈禧的枕头是一个翡翠西瓜,孙托戴笠送给了宋子文;慈禧嘴里含的一颗夜明珠最为珍贵,开是两块,合拢是一个圆球,分开透明无光,合拢则透出一道绿色的寒光,夜间在百步之内可照见头发,孙将这件宝物也托戴笠送给了宋美龄。孔祥熙和宋霭龄见后十分眼红,孙便又挑选了两串朝鞋上的宝石送去,才算了事。并将价值50万元的黄金送给了阎锡山。

  东陵被盗一个多月,一直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国民政府方面虽派过大员勘查,却无善后办法。寓居天津张园的末代皇帝溥仪闻讯后痛哭,即在张园设灵祭奠,并电召北京皇室宗亲以及清室遗臣速来津商讨善后事宜。一连两天两夜召开的“御前会议”,决定派宝瑞臣、耆寿民、陈诒重等人前往东陵勘查,办理一切善后事宜。818日,宝瑞臣等70余人乘车驰赴东陵。到东陵后,首先对乾隆、慈禧二陵及其他陵进行勘查,然后着手帝后的复葬。原打算按乾隆、慈禧长幼辈序,先重葬乾隆,再葬慈禧。但因当时乾隆的裕陵地宫积水很深,需排干水后才能复葬,故先到普陀峪定东陵复葬慈禧。当然,在这些清室遗臣们面前呈现的是一幅惨不忍睹的景况。直到831日,乾隆遗骨才被复葬。

  自东陵被盗后,清室遗臣多次到卫戍司令部要求严惩盗陵凶犯,但要犯谭温江却被保释出狱,其他盗陵人犯又多逃出北平。各界人士纷纷电请政府,要求从速秉公处理,北平总商会请求组织特别法庭审判此案。不得已,阎锡山电令卫戍司令部从速组织军事法庭,军事法庭由商震上将任审判长。迫于舆论,陆军监狱马上将保释在外的谭温江重新收押,听候审判。与此同时,第六集团军总指挥徐源泉也将谭温江以前呈报所谓马兰峪剿匪所得的东陵珍宝加封保存,移送卫戍司令部,并向外界表示对部下决不宽贷。东陵盗案于192812月中旬由军事法庭开庭调查,此后即归于沉寂。直至次年420日方开庭预审,至68日终审。预审中,主犯谭温江拒不承认盗掘一事,而主谋孙殿英更是逍遥法外,他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新编独立第二旅旅长,并协同任应岐讨伐张宗昌。615日,军事法庭决定拟出审判书呈报中央,将谭温江等嫌疑犯在押,故久悬未决的东陵盗案结束。

  军事法庭上报几个月过去了,因案情盘根错节,难以判决。这时孙殿英已率领军队到陇海线上与阎锡山、冯玉祥取得联系,又在嵩山附近民军中收抚了两万多人,深得阎、冯的器重。经孙殿英与阎锡山交涉,谭温江亦被释放。以后孙殿英不断加官进禄,提任安徽省主席、暂编第五军军长。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和庞炳勋投敌组织新五军。日本投降后,他又成为“曲线救国”的“忠臣”,被委派为先遣军总司令,与人民解放军为敌。在人民解放军解放河南汤阴的战役中,这个20多年来一直逍遥法外的盗陵主犯,终于被解放军生擒,后死于战犯收留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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